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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导演叶大鹰:我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(组图)

2017-11-20 09:26

《天安门》剧照

叶大鹰的下一部电影将会讲述自己爷爷叶挺的故事

专访导演叶大鹰――我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

20年来只拍了3 部电影的叶大鹰,在讲完《天安门》的故事之后,将开拍一部关于自己的爷爷,叶挺的影片。

文/李俊

《天安门》是叶大鹰“红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,在复旦大学视觉学院的放映中,场内笑声、掌声不断。放映结束后的讲座上,热情的学生中有不少人站起来对叶大鹰提问:“我被这样的红色影片感动。但是为什么不能用更好的包装方式,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好电影?”

作为今年国庆前后最重要的两部主旋律影片,《天安门》在《建国大业》前一周公映。这两部风格迥异的主旋律影片,票房收成却相去甚远:后者已经过4亿票房大关,而前者业内口碑颇好,却以不足千万收场。

在接受记者专访时,叶大鹰更愿意和记者讨论创作问题,面对市场,他更多的是无可奈何。

 B=《外滩画报》 Y=叶大鹰

大片有很多潜规则

B:很多人看完《天安门》,认为应该改名为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或者《红灯笼》?

Y:我不会因为现在影片发行不好,就找片名的问题,还是《天安门》最合适。《建国大业》卖得好,就是因为这四个字特别有意义吗?不是。这不在于它的名字,而在营销方面。我们完全无法进入市场,而韩三平有自己的资源、能力去推动自己的片子。 倒是很有意思,这两部电影在国庆前公映,但票房好并不代表就是好电影。我一直走到哪里都说:有本事,我们在同一个电影院里面,请同样的一批观众来看这两部电影,然后看完打分,这就是公平的。大片有很多潜规则。

B:为了《天安门》,你念叨了10年,结果票房并不理想,会对你有打击吗?

Y:我不会为这个事情扫兴。碰到这样一个投资人,他自己给你投资了,然后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发行自己的电影上,我认命就完了。我认为,不能把票房当做主要的目的,我没有这么心机复杂。当然如果片子发行好,我会更高兴。

韩三平弄这么个电影也不是坏事情,他也有这个权利。错就错在,他搅局了——以后中国电影谁来拍呢?以后都是你一个人来拍得了。伤害了别的导演这个先不说,他打乱了一种规矩,你是一个国企的领导,你用你的资源、权力去推进一个电影,这是很不公道的,还有别的电影呢?别的人会很苦恼。不是说他没推我的《天安门》,我就不高兴了,所有人都受到了伤害。何况,他动用的是国家的资源,何止演员不敢得罪……如果是别的导演来拍,你在幕后来推动,为了集团利益,无可厚非。但是现在,这里面有很多个人利益在里面,这显示了我们的电影管理是多么混乱。

B:《天安门》并不好拍,调子平,缺少戏剧矛盾冲突。你怎么克服这些问题,找到切入口?

Y:这部电影没有矛盾冲突,但是它所有的关系都是“大和小”,大人物和小人物,大历史和小历史,所有的事情都在这其中。我们做了很多尝试。观众因为看惯了好莱坞电影,就习惯了要看矛盾冲突,确实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困难的局面。但是反过来想,为什么它还会让我们感动,就是因为它可以尝试另外一种新的操作方式。我不光是想讲一个天安门的故事,我是想讲一个天安门上有田光英这样一个人物的故事。那些照片告诉你,还有那么多人的故事还没讲完,引发观众去想自己的故事。这就是这个电影会引发的力量。它会让很多人感动,让人去思考中国过去的60年历史多么不容易。

B:现在大家看到片中的毛主席,第一反应都是:怎么和我们平常看到的不一样?不适应了。这个反应在你的意料之中吗?

Y:因为我们平常看惯了古月、唐国强,特别现在的年轻人,看到的都是他们的脸,而不是毛主席的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,真正到电影院去看毛主席的政治意义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他还原了一个开国领袖的风采。我们不去想它背后的政治意义,虽然确确实实,他背后就是具有政治意义。不管别人怎么看,我认为,《天安门》是中国电影再现真实毛主席的第一步,这就是了不起的。

B:这是你的“毛主席情结”吗?

Y:我觉得“毛主席情结”是中国老百姓的,大多数人都有。当初老百姓的状态就是那样的。我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,在新中国来临的时候,曾经的老百姓是这样狂热过。当然整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普通士兵和毛主席之间,很多人看完觉得感动,不是因为毛主席,而是因为这个当兵的人站在毛主席身边,也没有握到手。

 我从来没有为领导和节日拍过电影

B:你拍了“红色三部曲”,观众把你归为“主旋律导演”。同时,你又被电影圈内认为是非主流的导演。为什么有这么尴尬的状态?

Y:我们追求的不是同一种的“红”。我更喜欢别人对我“另类”的评价,因为我始终保持着和他们不一样:我从来没有为了某个领导的意志、为了某个节日去拍某一部片子,这三部电影都是我特别想拍的,都是我想讲的故事,是我个人的。

当然,我在表达这些个人感情的东西时,会对战争敏感,会对老一辈革命人的信仰有自己的理解。就像(《红色恋人》中)张国荣扮演的角色,他就是一个信仰的追求者,坚定的人,这种精神对我是有趣的。包括天安门也是这样,就是讲述人的故事,这反而会让人感动。

B:你个人是不是认为,很多主旋律导演的作品有太强的目的性、功利性,反而伤害了作品本身?

Y:每一个导演对电影的认识不同。同样的题材,拍出来可以是典型的主旋律,也可以拍得高级点,这完全取决于一个导演本身的态度。这还不光是艺术的态度,在有的人眼里,艺术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,但是他也能当导演。我自己可能成也如此,败也如此。但是这就是我,我无法改变自己,如果让我变成他那样,我也会很难受。

B:你对红色题材、战争感兴趣,是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吗?

Y:是因为我刚好知道了这些故事。我觉得我干得了,别人干不了。过去我看到很多红色的故事,但是都被人歪曲了。我知道几个故事是这样的,红色原来是这样的颜色,而不是你们说的那样:不是每个人就视死如归,毫不在乎。谁不在乎生命?只有在乎生命的人奉献的时候,才会更考验人。

我也是在摸索、探索中,逐渐去认识了已经有的红色。其实大家眼睛都是有视差的,每个人眼睛看到的红色,如果有光谱分析的话,一定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看上去很美,有的人看上去就是鲜血……

B:这方面你比普通人有优势,从小身边很多这样的革命人士,所以比别人知道的故事更多。

Y:我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人。我爷爷是革命烈士,但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多了去了,我们电影界就有很多。过去叶剑英的女儿也是导演。但是每个人拍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,我不会认为我就是正宗的。但是我会把我自己的认识,用电影的方式讲出来。

我出道是拍王朔的电影。他的电影跟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后来,当我知道有这些故事的时候,我才愿意把它拍出来。将来,我也可能拍别的。我最喜欢的电视剧,是我自己改编的《走过幸福》,我并不认为《陈赓大将》、《西安事变》是我最好的作品。

我曾经认为我们是“垮掉的一代”

B:你和王朔合作了那么多年,但是他对你的影响,在电影里似乎看不到。

Y:其实有很多。我从王朔身上学到,每个人都应该讲自己的故事。我们以前学电影,表现劳模和英雄人物,都是别人需要的故事,我不知道这些电影情感是怎么样的。

我曾经觉得自己也是“垮掉的一代”,正好赶上了文革,我们没有任何辉煌、精彩可言。但是王朔的作品告诉我,我们有精彩。这个价值观,对我有很重要的改变,让我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人生。以前我不敢拿出来,我老觉得别人说是崇高,我就觉得崇高;别人说这是精彩,我就觉得精彩;而我自己并不知道精彩是什么。

B:但是你们的电影个人风格就迥异了,你严肃,很正,没有那么多痞子气。

Y:王朔也很正。我是觉得他的作品,让大家往歪处想了很多。但是我一直认为,他的作品和他的人都很正。他很光明,哪怕就是做一个流氓,他也是最光明磊落的,不去弄那些死乞白赖、龌龊的东西。后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扭曲的东西,其实他的认识是非常透彻的。

我一直认为,在我的艺术奋斗的道路中,王朔一直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人。不能把他和他的作品划等号,他哪里会是个痞子?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恨自己没能成为他小说里的人,哈哈。

B:近20多年,你就拍了3部电影,为什么这么低产?

Y:因为我自己选择的题材难度都很大。可能电影在我心目中和别人不一样。这无所谓好坏,也没有谁高谁低,但是我老会去想一些有征服感的故事,老想拍一些别人没有拍过的东西。或者你给我一个故事,我老想把你的故事改到我的道上来。只有这样做,我才觉得没有辜负我的一番努力,才会舒服。这是个很拧巴的事情,我愿意这样。所以我有铁杆的粉丝,就专门喜欢看我的电影。

至于那些高产的导演,我不想挤兑别人,但是你可以看看,为什么有些电影就是当年特别火,可是到了第二年就被人忘了。很多有名的导演都这样,而且高产到了故事都讲不圆了,但是我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

B:作为一个职业导演,这样的低产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吗?

Y:会成问题,就是穷一点,但是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。我也希望特别火,挣很多钱,过好日子,谁不愿意呢?但是这么做的话,我的能力有限,我只有苦苦地折腾一番,才能拿出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东西,这就成了我生命中的必需。

B:过去,你一直不太愿意拍和爷爷叶挺相关题材的电影,这次怎么去了一趟家乡,就准备拍《敢死队》了?

Y:是啊,我是一直没有想明白怎么个拍法。我自己要拍的话,要比别人压力大:我自己对电影是这种态度,还要把我爷爷放在里面,我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面对?后来,我终于想明白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,我就觉得轻松多了。

B:你需要面对家族的压力吗?

Y:我的家人都特别希望我能出来拍,不光是我的家人,包括爷爷的老战友,喜欢我爷爷的人都希望我出来拍。但是我必须面对的一件事情是:我有没有这个能力?还有,这必须是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好电影,我才能拍。过去十多年,我一直没动,就是因为我没想好,现在突然想到了。不过具体剧本都还在创作中,我也不知道需要多少年,反正不着急,面对创作的时候,没办法急功近利。

叶大鹰口述实录 在电影里,我终于和毛主席握了手

所谓献礼片。一般分为两种。一种以献礼的名义,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,结果妈妈没有找到,整个焦点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了……这就是《建国大业》。

另外一种,就是我们家本来就穷,妈妈过生日了,大家都回到家了,还要在妈妈耳边唠叨说:你大儿子是怎么死的?你二儿子是怎么惨死的……这就是《可爱的中国》。

我的“红色三部曲”终结篇《天安门》是另外一种。

我并不是爱好红色,也不是所谓的“血统论”。其实,大家都是出生在红旗下,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成了红孩子。我是1958年出生的,爷爷叶挺将军在1946年就去世了,我没见过他,也没受过什么高干的待遇。我的父亲叫叶正明,是叶挺的二儿子,他是个普普通通的航天工程师,母亲安琪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知识女性。网上说我的那个国防部高官老爸,其实是我大伯。

我们从爷爷那得到的直接好处是不存在的,但这个“名”是落下了。我生下来,似乎身边所有人都会这么想:你就应该做一个好人。我当时心情很坏,也很叛逆:“我凭什么就不能当一个坏人?你们管得着吗?”当我慢慢长大了,我觉得还是做一个好人比较踏实。

我大概就是对某一类影片很敏感。拍《大喘气》那时候,我更多的想的是个人的情感、愤怒、不平、叛逆,很少会想到社会责任感。从那时候起,我用了叶缨这个名字,算是艺名吧,接下来也就没改,就延续下来了。

直到我拍《红樱桃》的时候,我采访了30多个人,整个人才开始有了变化:我开始反映更多人的情绪,而不是某个人的情感宣泄。更重要的是,我对艺术开始有责任心了,这个很重要。

这部电影当年很成功,有6000多万的票房,如果按照现在的票价算,也是2亿的票房。不过当时发行的时候,因为大家没见过这种类型的红色影片,一度都没有公司敢接手。

我的第二部电影是《红色恋人》,是国产红色题材电影里最早使用港台明星来主演的。不过正因为这个缘故,张国荣当年没有获得任何奖项的提名。这部电影里,我并没有讲是非正义。只要是战争,都是不好的。我侧重的是人的精神信仰和背叛。

在1997年,找张国荣拍影片时,我还没当他是大明星。明星这种概念都是现在才明确起来的,我当时只是觉得他合适。所谓的明星并不是好的东西,就是他演了一些戏,大家愿意接受他,并没有好、坏之分。搞创作的人千万别迷信明星,他们都是商业的产物,而且说实话,用明星拍戏的确很麻烦。

《天安门》在《建国大业》之前公映,这个题材我想了10年,直到两年前,觉得一切条件具备了,才开机拍摄。我没想讲一个特别宏大的故事,就是把解放的那一刻,一些小人物的情感状态表现出来。舞美队的队长要在27天时间里,把荒芜杂草丛生的天安门布置成新中国宣布成立的舞台,他克服了重重困难,最后还没和毛主席握上手……我的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讲述方式,只要观众被打动了,就对了。

毛主席的那几个镜头,我们整整做了一年。起初和朋友一起看样片,我觉得还是不合格,怎么看都拧巴。特技确实存在问题,因为毛主席的影像资料很少,而且能够符合我们电影里面的情景、有彩色画面的,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影像,我们必须移花接木,还要努力把他做得年轻点。其次,大家怎么看都觉得和唐国强不像。弄了半天,我们做的毛主席,居然不像唐国强……这事怎么想都觉得有些荒诞。

我当时很苦恼,所有的观众都是审判者,对于这个电影来说,成败就是在于此,这是最大的冒险。但是现在的结果,我特别欣喜,其实电影《天安门》已经是中国电影里面科技含量最好的了。

你可能没注意,其实我在这片子里也演了角色,就是第一个和毛主席握手的人。我们这一代人,对毛主席的情结比现在的人重多了。小时候,如果谁能够跟毛主席握过手,这是很神圣的事情,我听过无数这样的故事。现在自己拍戏,有了能和毛主席握手的机会,自然当仁不让了。

我个人很喜欢电影结尾的那些照片。我可能只是讲了一个1949年天安门前的故事,但是希望观众能够从这里看到,还有很多故事在天安门前发生,以及我们身边很多人,自己的天安门故事。

今年,我和参加国庆阅兵的大学生聊天就说到,有一天,《天安门》这部电影可能会被忘记,叶大鹰会被忘记,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每一个走过天安门的人,都会讲给他的朋友或者子女,这段关于天安门的传说。

每个电影都有它自己的命运。《天安门》发行的票房并不好。但电影卖得好不好,并不是评价一部电影好坏的标准,电影市场不是奥运会,不是谁得第一了,谁就是好了。超市里的草纸还卖得多呢,地摊上永远都是黄色小报、八卦杂志卖得好。

影响票房的因素太多了,很多都不真实,市场是被误读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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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7-11-20 09: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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